关于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党课——聚焦对靶精准出招打赢集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歼灭战
近日,中纪委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工作意见》),全面启动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工作,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。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,这次集中整治冲着“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”去,靶向更加明确,是站在新的起点上对作风建设作出的再动员、再部署、再深化。
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是全球性的难题。不光在中国,凡是有官僚体制,或者说科层制的国家,都存在这个问题。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古已有之,可以说是随着官僚制度建立便出现并且绵延至今的沉疴痼疾。经过十八大以来驰而不息正风肃纪,反“四风”取得重大成效。同时仍需看到,面上的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基本刹住,但呈现出隐形变异、窥测反弹的新特点,尤其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,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比较突出,影响政令畅通,成为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的“拦路虎”。去年年底,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华社一篇《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》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:文章反映的情况,看似新表现,实则老问题,再次表明“四风”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。纠正“四风”不能止步,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。回顾历史,放眼现实,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,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,确实“看似新表现,实则老问题”,需要从历史经验与当前实践中,汲取智慧,常抓不懈,高度重视,彻底根除。
在革命战争年代,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。当时,一些革命政权人员,特别是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人员,或多或少存在着官僚主义。例如,摆官架子、无益的“正规化”等等。1930年,毛泽东曾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中着力强调“形式主义害死人”。在《寻乌调查》中,毛泽东第一次使用“官僚主义者”的概念。1933年,他在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》中指出:“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,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,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。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,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。”
抗战时期,1941年6月3日,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。下午,狂风暴雨,电闪雷鸣,突然一个炸雷击断小礼堂的一根木柱,导致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即身亡。当时,人们普遍缺乏科学知识,对此议论纷纷。一位农民说:“老天爷不开眼,响雷把县长劈死了,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?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(即公安局)得知后,要把议论“雷击事件”作为“反革命事件”来处理,逮捕“咒骂毛主席”的农民。毛泽东听说后,阻止了。他说:“群众发牢骚,有意见,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。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,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,就去追查,就要立案,进行打击压制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,是神经衰弱的表现。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。”无独有偶。不久,陕甘宁边区清涧县也发生一起“咒骂毛主席”的事情。一位农妇的丈夫在山上耕地时遭雷电击死。这位农妇悲痛之余,咒骂“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”等。中央社会部认为是“反革命事件”,将这个农妇押到延安,建议有关部门判处死刑。毛泽东从社会部部长康生报送的《情况汇报》中发现此事后,说:“你们不能这样做嘛!……中央设立社会部,不是设几个官位。如果不做调查,就随随便便抓人、杀人,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。就这些而论,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!”毛泽东让有关部门把这位农妇带来了解情况:这位农妇家里六口人,婆婆瘫痪,三个孩子,大的十岁,小的不到三岁半,全靠丈夫支撑。现在丈夫死了,家里日子怎么办?毛泽东调查清楚这桩“反革命事件”的来龙去脉后,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:“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,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。记住,去的人要带上公文,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,她没有什么罪过,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。她家困难多,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。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,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,该免的要免,该减的要减。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,不管老百姓的死活!”毛泽东通过群众的骂声,深刻反思,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,发现“确实公粮太多”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”。后来,李鼎铭等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交提案,“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,实行精兵简政主义,避免入不敷出、经济紊乱之现象”。这项提案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,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决议。陕甘宁边区三次精简,从根本上解决“鱼大水小”问题,减轻人民负担,成效显著。1942年12月,毛泽东指出: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,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。”中共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。毛泽东善于从群众咒骂中发现问题,调查研究,解决问题,彻底解决“鱼大水小”矛盾,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一些干部逐渐滋长以功臣自居的情绪,讲级别、讲排场、讲阔气。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。1950年2月,毛泽东访问苏联归来,中共松江省委(松江省1954年并入黑龙江省)安排他住在哈尔滨一栋高档别墅里。毛泽东看了看四周说:“这个地方不好啊,一个人住在这里,不沾染官僚主义才怪哩。”他问松江省负责人,现在是住洋房,还是住平房?这位负责人回答:“住洋房。”毛泽东谆谆告诫,住洋房,脱离群众,领导干部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。当省委负责人请毛泽东题词时,毛泽东写了“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”。开展“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”运动期间,毛泽东指出:“应把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。”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件就是毛泽东亲自处理的一个集贪污、浪费、官僚主义于一体的典型案例。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,一些干部存在着“瞎指挥”、不懂装懂等官僚主义现象。毛泽东指出:“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,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。”他在《关于反对官僚主义、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》中提出,要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,把专门吃饭、做官、当老爷的官僚衙门彻底整垮,改换面目,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。根据中央指示,“新三反”运动,收效显著。20世纪60年代初,毛泽东又在《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》中,列举强迫命令式、老爷式、做官混饭吃等多种官僚主义表现,予以痛斥,要求根除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的高考制度,是一个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制度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却遭到废除,后来又实行“群众推荐”上大学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方面,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迅速恢复高考制度,一方面,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。然而,教育系统的拨乱反正却步履维艰。就在这时,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,自告奋勇抓科教。
邓小平首先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。他说: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,不打棍子,不戴帽子,不是行政人员,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,而且这些人与“四人帮”没有牵连。邓小平指出: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?要坚持考试,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,不合格的要留级,要有鲜明的态度。邓小平主持这次座谈会,一开始就说:“召开这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的目的,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搞得更好些更快些,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,适应赶超世界水平的要求。”专家、学者畅所欲言,一吐为快。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一位专家率先发言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形成的高招制度弊端很多:“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,‘群众推荐’往往只是形式,而‘领导批准’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,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。”武汉大学一位教师痛陈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形成的高招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:“第一,埋没了人才,大批热爱科学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,而某些不想读书、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。第二,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。群众里流传着:‘十七年(指‘文化大革命’前的十七年)上大学靠分,现在靠权’。第三,坏了社会风气,而且愈演愈烈。据我所知,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,已经有人在请客、送礼、走后门了。如果招生制度不改革,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。第四,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与学的积极性,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,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,只要有个好爸爸……”他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,从当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,切实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。这个发言,触及到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,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,得到与会代表热烈赞同。
邓小平听了座谈会的发言,明显感受到大家要求恢复高考制度的急迫心情,果断决定:“既然大家要求,那就改过来。”
他当即问教育部部长:今年高校招生的“报告送出去没有”,教育部部长回答“今天上午刚送出去。”邓小平说:“那还来得及追回来。”邓小平立刻指示教育部部长:现在就要办,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。邓小平话音刚落,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。随后,邓小平又对教育部上报的高考文件作了修改。他批评教育部说:“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,太烦琐。关于招生的条件,我改了一下。政审,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。政治历史清楚,热爱社会主义,热爱劳动,遵守纪律,决心为革命学习,有这几条,就可以了。总之,招生主要抓两条:第一是本人表现好,第二是择优录取。”一位同志回忆说,强调考试了,会不会冲淡政治?会不会让人说你只重视智育,不重视德育?怕人家扣这个帽子,所以对政审的规定都写得非常详细,什么拥护共产党,走社会主义道路,参加集体劳动,讲究卫生……把能想到的都写上了。这个稿子当时送给小平同志了,小平同志看了非常气愤,他连说了三个烦琐、烦琐、烦琐,而且把我们起草的这一段全都划掉,后来招生条例上写的政审条件基本上就是小平同志修改的。
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,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,坚决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等现象,不是偶然的,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。他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、福州市委书记期间,鉴于某些干部作风虚浮、爱做表面文章、热衷于轰轰烈烈、缺少扎扎实实办事的作风,有针对性地提出,对于各项工作要“马上就办”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,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中,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。习近平本人在福州就是“马上就办”的楷模。1992年春天,习近平从报纸上看到一篇《啊!鼓岭》的文章,讲述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鼓岭特别眷恋,渴望故地重游的故事。其中的主人公密尔顿·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,早年随父母到中国,曾在福州鼓岭度过10年。1911年,加德纳全家迁回美国。他始终保持着中国的饮食习惯,最大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少年时代的中国故园,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临终前,他仍不断念叨着“鼓岭,鼓岭”。加德纳夫人不知鼓岭究竟在哪里,为了实现丈夫的心愿,多次到中国寻访,无果而返。后来,一位海外学子帮助加德纳夫人弄清楚鼓岭就在中国福州。习近平看完报纸,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联系,热情邀请她访问鼓岭。1992年8月,习近平和加德纳夫人相聚福州,初次见面,却犹如故友相逢。根据习近平安排,加德纳夫人来到鼓岭,“那天,鼓岭有9位年届九旬的加德纳儿时的玩伴,同加德纳夫人围坐在一起畅谈往事,令她欣喜不已。”习近平“马上就办”,使加德纳夫人了却丈夫生前刻骨铭心、魂牵梦绕的一桩心愿,在中美人民友谊史上写下了动人篇章。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,在一次演讲中专门讲述了这个故事,并表示“我相信,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,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,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。”这次演讲深深感动了广大听众,受到美国各界好评。习近平在福州的理论和实践、思想与作风、思考与行动,特别是“马上就办”的作风,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针对性,是根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方,应该普遍推广,使“马上就办”成为广大干部的作风,成为党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针对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,多次强调“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“踏石留印,抓铁有痕”“刮骨疗毒,壮士断腕”“善始善终,善作善成”。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。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,习近平指出,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,集中解决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“四风”问题。要对作风之弊、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、大检修、大扫除。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指出,新形式主义具体表现为:作风漂浮、工作不实,文山会海、表面文章,贪图虚名、弄虚作假,等等。
去年,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重要批示,更是一针见血,切中时弊,对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,充分表明中央持之以恒、正风肃纪、驰而不息纠正“四风”的坚定决心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,反“四风”取得了重大成效,有了明显好转,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明显呈现出了反弹变异,甚至在一些地方很盛,主要原因是什么?
有的醉心于造节办节,靠高价请大牌明星来扩大所谓的“知名度”;
有的把全村的牲畜赶到一户,以应对上级检查等等。对这些为了博眼球、显“政绩”的现象必须仔细甄别、坚决说“不”。
某地治理交通违章,为图省事,对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一禁了之,又拿不出有效的替代办法,给群众出行、物流运输造成很大麻烦。懒政怠政归根到底与缺乏担当精神、欠缺担当本领有关。只想揽权不想担责,只想出彩不想出力,自然遇见好事就办,遇见困难就拖,遇见矛盾就躲,“只求不出事,宁愿不做事”。缺乏担当本领,不会与时俱进、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,就只能照搬照抄上级要求,“上下一般粗”,妄图“一把钥匙开各种锁”,抑或囫囵吞枣、不求甚解,“依葫芦画瓢”,想要“一个药方包治百病”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“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、奋进者、搏击者,而不会等待犹豫者、懈怠者、畏难者”,强调“既要政治过硬,也要本领高强”,要求增强学习本领、政治领导本领、改革创新本领、狠抓落实本领等“八大本领”,认真贯彻这些要求,才是消除懒政怠政类形式主义的不二法宝。
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名目繁多,花样不断翻新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,产生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,最根本的还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、宗旨意识淡漠,缺乏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加强作风建设,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,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,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。按照十九大部署要求,不断把作风建设往纵深推进,尤其是从源头上校准党员干部的思想航标,让“关键少数”带好头、作表率,解决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才最终可期。
《工作意见》指出,集中整治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把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有机统一起来,既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,又下定打攻坚战的决心,着力解决当前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;
坚持压实责任,积极推动和督促党委(党组)认真履行主体责任,自觉落实纪委监委的监督责任,以调研排查开道,以纠正整改推进,以监督问责攻坚,以领导机关、领导干部为主要对象,抓好“关键少数”,带动大多数党员干部;
坚持实事求是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精准履行职责,精准核查、判断问题,精准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,精准量纪执纪,确保政治效果、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《工作意见》明确了重点整治的四个方面12类突出问题。
问题1: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,口号式、机械式的传达,不加消化、囫囵吞枣的传达,上下一般粗的传达。
问题2:在工作中空喊口号,表态多调门高、行动少落实差,热衷于作秀造势。
问题3: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、以文件落实文件,做表面文章、过度留痕,缺乏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。
问题4:漠视群众利益和疾苦,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动于衷、消极应付,对群众合理诉求推诿扯皮、冷硬横推,对群众态度简单粗暴、颐指气使。
问题5:便民服务单位和政务服务窗口态度差、办事效率低,政务服务热线、政府网站、政务app运行“僵尸化”。
问题6:“新官不理旧事”,言而无信,重招商轻落地、轻服务,影响营商环境。
问题7:不顾实际情况、不经科学论证,违反规定程序乱决策、乱拍板、乱作为。
问题8:弄虚作假,编造假经验、假典型、假数据,瞒报、谎报情况,隐藏、遮掩问题。
问题9:学风漂浮,理论脱离实际,只为应付场面、应景交差,不尚实干、不求实效。
问题10:开会不研究真实情况、不解决实际问题,为开会而开会。
问题11:检查考核过多过滥,多部门重复考核同一事项,考核内容不务实,频次多、表格多、材料多,给基层造成严重负担。
问题12:调查研究搞形式、走过场、不深入,打造“经典调研线路”,搞走秀式调研,搞层层陪同、超人数陪同。
以上是《工作意见》中列出的4个方面12条具体问题,我们认真对照会发现一些问题在我市横行。为切实开展好集中整治工人,近期我们组成调研组,深入到全市各县(市)、区、市直各部门,为了更多掌握实际情况,我们下沉到了乡镇村一线。调研发现,党员干部和群众反映最集中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具体情形,呈现“三多”“三变”“五缺乏”特点。
正式会议减少,但各种专题会、推进会、研究会多起来了,且大多要求主要领导参加。比如,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方面,有的觉得层层学习落实没必要,以书面传达代替集中学习,把学原文悟原理,变成了学新闻稿看解读,原文原稿摆而不读,甚至只记个讲话名称就算学过了。比如,有些调研不深入实地,变成了邮箱调研,材料调研。比如,某乡镇x年全年收到各类来文来函x余个,参加上级召开的各类会议x余次。有的刚布置完一项工作,马上就要求上报推进情况、总结报告和经验做法,填报各类表格,检查考核紧随其后,基层疲于应付,甚至弄虚作假。又如,某乡镇反映,曾一天迎接过x个部门检查,且都要主要领导陪同,否则不能体现重视。再如,有的地方把文件下发、会议召开、图片记录等情况作为检查考核硬指标,把工作创新变成材料创新,大量人力精力耗费在文山会海之中。某街道迎接x检查验收,准备文件资料目录长达x页,全部内容可以装满半间屋子,且不同领导要求不同,先后x次返工重做。
这些问题,大家要认真对照,引起重视,年底我们将组织召开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专题民主生活会,认认真真查摆自身存在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,分析原因,拿出具体的整改措施,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。
纠正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,要点上突破、由浅入深,紧盯党员干部群众反映最强烈、看得见、抓得住、做得实的问题,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;
要以上率下、顶层设计,不断健全完善制度机制,推动标本兼治;
要刚柔相济、正反结合,充分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,坚持正面倡导和严肃查处相结合。
改进检查督查方式,采取不打招呼、少看资料、直奔现场的实地检查督查。二是推动职能部门完善制度规定。要针对工作调研、群众反映、信访举报等各渠道收集的制度层面问题,及时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,督促和协助做好政策修订等工作,切实维护群众利益。
同志们,善除害者察其本,善理疾者绝其源。铲除和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必须要着力从根由和源头上解决问题。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一“牛鼻子”、拧紧理想信念这一“总开关”、筑牢体制机制这一“防火墙”、磨炼实干担当这一“宽肩膀”、用好问责惩处这一“杀手锏”,综合施策、精准发力、靶向施治、久久为功,用最坚定的决心、最饱满的信心打赢集中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这场攻坚战、持久战,持续清朗党风政风,不断收获民心点赞。